修昔底德曾指出，（雅典-斯巴达）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在于心理层面，即雅典对斯巴达崛起的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避诱发战争的客观因素（Text 3）。

Epidamnus、Corcyra和Corinth形成三角争执关系，其中Corinth支持Epidamnus，Corcyra被迫求助于雅典；Epidamnus和Corinth迁入Corcyra，同雅典发生争端。与此同时，Potidaea时属雅典控制范围，但因不满上缴费用而联合Corinth发动起义。这两场争端均牵涉到雅典和Conrith，而Corinth作为斯巴达阵营下最重要的城邦代表，说服斯巴达整个阵营向雅典全面开战，公元前446年签订的和平合约遭破坏。

Pericles提出当斯巴达来攻时，雅典城邦以外郊区的人们尽数撤入城内；由于缺乏持续供给，斯巴达难以进行长期作战，雅典伺机发动反击。但这一策略会给郊区带来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加之加重疫情局面，遭致以Acharnae为首等地区的不满。

剧中主角在为敌对阵营辩护时，曾戏谑地指出这场战争的开端事实上是三个妓女（Text 4）。通常认为这种因拐卖妇女而引发战争的说法可能是在影射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中的对特洛伊战争的论述（Text 5），即当时人们倾向于把战争归结为一系列抢女人的问题，而正是希腊人的冲动将其上升为东西方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部戏剧创作于鲜明的文学竞争背景之下，彼时喜剧诗人处于零和博弈的环境当中，其竞争甚至比悲剧诗人更甚。Aristophanes曾在竞争中经历大失利，此后便常在Parabasis部分由合唱团向观众喊话当年的失败，宣称是自己让喜剧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其中让Aristophanes引以为傲的一点，便是在Peace Comedy中创新性地使用寓言或类比的艺术手段：在Acharnians中，酒袋被用来指代条约；主角最终选择接受三十年的陈酒，意即签订为期三十年的和平条约（Text 6）。

二、戏剧概要

Acharnians于公元前425年于Lenaea上演，并最终摘取桂冠。

戏剧的剧情概要如下：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年头，Dicaeopolis试图说服雅典议会签订和平条约但遭受拒绝。他派Amphitheos前往斯巴达进行私人谈判，这一举动招致合唱团的不满。Dicaeopolis通过对欧里庇得斯Telephus中的人质情节进行模仿，控诉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战争。最终私人谈判取得了成果：当将军Lamachus被召去抵抗敌人入侵时，Dicaeopolis被邀请参加一个酒会；前者因腿部受伤躺在担架上，而主角则在美人怀中醉醺醺地被架走。其中，主角名Dicaeopolis意为“The one whose city is just”，一般理解作“Just city”或“Just citizen”，同时亦可被解读为“The one who makes the city just”。

在Parodos中，Dicaeopolis同合唱团成员之间因和平条约问题发生冲突；但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这一部分并未严格采用喜剧写作中惯用的epirrhematic agon结构。主角为使帮助城邦敌人进行辩护成为可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将自己的头置于砧板之上；向欧里庇德斯借取悲剧道具以博取同情，此处对欧里庇德斯剧中主角最终均沦落至乞丐有所讽刺，同时亦与Telephus中主角为特洛伊人辩护形成照应；将炭类比作炭工的孩子并以此要挟合唱团，这一情节同样影射Telephus中将孩子抢作人质的桥段。

三、主角形象

作为一部Peace Comedy的主角，Dicaeopolis赢得了大多数学者的偏爱。先前的主流看法将Dicaeopolis同Aristophanes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形象代表某种正当性，上述对主角名的解读亦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看法逐渐受到挑战：全剧主角并非一直都是正面形象，Dicaeopolis在得到和平条约后显得自私异常，Aristophanes理应不会创作这样的人物形象来与自己相对应。

在此基础上，学者Bowie，E.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Dicaeopolis的人物形象对应的并非Aristophanes自己，而正是其竞争对手Eupolis。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事实上，Eupolis和Dicaeopolis均以-polis作为结尾；而eu-前缀意为“好”，恰与dicae-的“just、right”义形成对应。此外，诗人让剧中主角与自己划等号，这在戏剧史上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同时，根据其部分作品残篇，Bowie认为Eupolis可能在公元前425年创作了一系列以反战为主题的喜剧，并于剧中对Cleon进行过讽刺。

尽管这一论证过程十分巧妙，但却很大程度上基于学者个人的假设。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剧中主角仅在某几部分同剧作者形成照应（Text 8、9），而并不需要在全剧都和作者划上等号；同时，那些Dicaeopolis被认为道德败坏的段落，在当时的道德背景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此外，由于缺乏历史背景，我们并不能确认Dicaeopolis拒绝向Dercetes提供酒是其缺乏同情心的表现（Text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