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西班牙，和我们直觉中靠掠夺致富的西北欧列强有点差别。彼时的西班牙识字率低下、经济落后，堪称是欧洲国家吊车尾中的吊车尾，全然不复昔日世界帝国的雄姿。在18世纪，西班牙就没来得及赶上西欧资本主义的快车，从此便山河日下。直到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推翻了传统君主制，开启了西班牙的现代政治之路。资产阶级试图为这个贫穷、守旧的国家引入先进的政治体制，于是形成了贯穿19世纪的“西班牙矛盾”。

少数开明资产阶级想为这个经济欠发达、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带来先进的民主与自由文化。可西班牙这片贫瘠的土地难以为民主输送足够的给养，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争。五次内战、两次殖民地战争，深深的拖累了西班牙的发展进程，却也催生出一批渴望快速变革的激进共和派。

进入20世纪，西班牙终于步入稳定，政府避免了卷入世界大战，并获取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20世纪的前30年，西班牙的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文盲减少、经济和教育发展迅速。但不完全的现代化发展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是以新共和体制为表征的全民民主呼声，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呼声，西班牙在二者的夹缝中无所适从。

虽然发展速度不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应组织，但西班牙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呈现出另一种形式——无政府工团主义。20世纪初期，西班牙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与之相伴的还有时常发生的街头暴力与罢工。

在饱受纵向社会冲突困扰的同时，西班牙也面临着横向分裂的危机。从地理上看，西班牙被众多山脉划分为若干区块，除了通用的西班牙语，东北部说加泰隆语、北方说巴斯克语、西北部说加利西亚语。落后与经济发展不均的问题，在北部和西北部尤为突出，语言和地理的分化令西班牙的整体民族意识都相对薄弱，在20世纪初期更受到了来自经济更发达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挑战。

在外，尽管西班牙极力避免卷入帝国主义的新一轮瓜分浪潮，但仍不可避免的深陷摩洛哥的殖民战争泥潭。1921年，摩洛哥的柏柏尔原住民大败西班牙殖民军，令西班牙的政治危机火上浇油。恨铁不成钢的军事统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议会政府取而代之，亲自部署解决了摩洛哥的军事危机。但里维拉身为铁腕强人，却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军政府治下的政治停滞令共和派颇为不满，于是社会党和共和党人在1930年联合起来推翻了军政府，又于次年以和平方式终结了君主制。

通常来说，一切革命的基础都由增长的心理预期开始萌发。不过心理预期的增强并非由于政治进步，而是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但这一上升势头很快就被大萧条打断。经济发展的落差引发了更强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变革的呼声，很多时候，革命之所以被引爆，并非由于日益增强的压迫；相反，听起来有些反直觉，是被更大的自由和条件的显著改善所引发，尤其是当这种美好愿景，被某种阻碍所阻挡时。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这一阻碍就是大萧条和军事独裁。

时值1931年，共和国成立之初。新的共和制由左翼共和党、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领导，然而只有后者真正重视议会民主制度，左翼共和党和社会党将共和国看作一张跳板，西班牙将借此跃入社会主义，也就是共和党领袖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说的“渐进革命”。可以说共和国从建立之初，左翼共和派之间就各有各的小心思。左翼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甫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制定法律，要将右翼份子置于死地。共和派一面着手限制右翼的政治权利，另一面也纵容了对教会的攻击。虽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教分离运动便与民主变革形影不离，可是激进的反教权主义往往激起尖锐的矛盾，在墨西哥还引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然而西班牙的共和派并没能从中汲取教训，并决心步其后尘。

尽管共和派对右翼的敌对行动咄咄逼人，但对共和国发起第一次挑战的却并非右翼势力，而是左翼中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由半岛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全国劳工联盟”（CNT）以及“伊比利亚无政府组织”（FAI）所主导。无政府主义运动常常推崇极端的暴力行为，其组织的暗杀活动贯穿整个第二共和国的短暂历史，相比之下右翼军人组织的零星反叛活动就显得绵软无力。直到1933年，沉寂已久的右翼力量终于振作起来，成立了西班牙右翼联盟（CEDA），并一跃称为西班牙最大的单一政党，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政党。右翼力量卷土重来的规模和强度之大，震惊了左翼共和派，也证明了后者对西班牙革命前景的判断是多么粗浅。

随着时间推移，左翼共和党与社会党之间分歧日益明显，比起倾向维护共和制的左翼共和党人，社会党人渴求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逐渐对这个不那么可能走向革命的政府灰心失望。遗憾的是，左翼力量之间还是没能逃脱互相除籍的命定结局，社会党与共和党的蜜月在1933年底走到了尽头，而后者还被抨击为无能的资产阶级妥协派。

不理性的政治决断致使左翼在1933年底的大选中损失惨重，CEDA虽未能在有利于左翼的选举发条下赢得议会，但却获得了远超任何一个左翼政党的选票。左翼无法坐视右翼份子“篡夺”共和国的权柄，但他们甚至都不打算靠宣传战质疑对方阴兵借票或是贿选，而是要共和国总统尼塞托·萨莫拉直接取消大选结果。不得不说相比之下MAGA都算和蔼可亲了，西班牙左翼共和派这种誓要在民主体制下牢牢把持政权以推动革命的概念究竟源自何处，已无从查找，他们的主张也无法在欧洲找到任何先例，即便是魏玛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坚定的维护宪政民主，在军政府时期左翼仍是共和派当中呼吁民主的先锋。然而一俟共和，左翼排斥民主选举的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军政府。不过萨莫拉还算有底线，对左翼过于离谱的要求予以一一回绝。

但尽管CEDA还算遵纪守法，他们的最终目标却并非维护共和，而是将其变为更保守的、社团化的一种萨拉查体制。总而言之，以激进党和CEDA为首的中右翼联盟赢得了大选，并将在未来数年间依赖并不占优的席位执掌共和国的船舵。

左翼的短暂失利反而令西班牙的局势开始升温，因为在社会党人眼中，最重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革命，而是权力，头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令社会党人想方设法要夺回失去的权力。但右翼份子——也就是社会党人语境中的资产阶级和反对派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脆弱腐朽，站在对立面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见得多么强大。彼时大萧条虽然同样席卷了西班牙但比起其他欧洲或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落后的西班牙受到冲击要相对轻得多，工人的薪资水平并未出现大幅度的降低。但社会党人仍打算基于他们对时局的粗浅判断开始将革命付诸行动。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热情不期而遇，汇聚成一股席卷西班牙的前所未有的暴力浪潮。

与此同时，阿萨尼亚领导的左翼共和党人，也迫切的想要夺回被右翼“窃取”的政权。阿萨尼亚鼓动共和党人向萨莫拉施压，迫使后者将对亚历杭德罗·乐荣领导的泛右翼政府一脚踢开。在阿萨尼亚的设想里，如果萨莫拉不配合，共和党人、社会党人与加泰罗尼亚的共和派会并肩作战，一举击垮乐荣的右翼政府。可惜阿萨尼亚过度沉迷于自己的计划，忽视了左翼四分五裂的事实。不出意外，阿萨尼亚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还反被社会党嘲讽为向建制求和的资产阶级。不过萨莫拉虽然恪守职责，但对右翼的敌意不必共和党人弱，萨莫拉既不希望一个凌驾议会之上的左翼政府，也不要一个会摧毁共和国的CEDA政权。不过这种又当又立的想法只会令萨莫拉在左右之间进退维谷。

1934年10月，乐荣接纳CEDA加入政府的消息引爆了左翼舆论，社会党发动了遍及全国罢工与武装暴动。但奈何实力不济，在夺取阿斯图里亚斯后，起义便在政府的围剿下草草收场。事实上，起初乐荣的泛右政府还算温和，但在社会党暴动后却逐步开起倒车，开始接纳CEDA等右翼力量进入政府，中间力量被稀释，政府开始愈发倒行逆施，原先的进步政策被取消、劳工权益也被打压，但社会党仍没能从1934年大爆动的损失中恢复元气，因此西班牙得以平安度过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

直到9月，萨莫拉又改变主意，要将自己的亲信瓦拉达雷斯拱上相位，这一做法甚至没有提前征询其他参政党的意见，引得CEDA党魁希尔·罗夫莱斯对此大为光火索性不再支持这一“非法”内阁。彼时的西班牙几乎和兴登堡治下的魏玛共和国别无二致，总统仰仗自己的维权肆意委派缺乏多数党支持的政府，令本就不安定的西班牙局势愈发朝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而萨莫拉还只是装出了一副尽忠职守的表象。身居总统高位的萨莫拉本该作为调解人令相互敌视的左右两方不至于撕的你死我活，然而其本人却暗藏私心，始终试图介入政局，任命瓦拉达雷斯的闹剧便是明证。如今萨莫拉不满足于此，他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且能搅动西班牙政局的新兴力量。于是总统一面狠挖激进党的墙角，另一面又效仿19世纪的做法，聚集朋党、搅乱选举。

如此一番花招下来，萨莫拉非但没能如愿以偿将激进党人取而代之——自己坐上中间派领袖的位置，反而还将西班牙仅存的温和力量逼入绝境。还有什么能比一场全国性的选战更能够引爆左人、右人之间的矛盾呢？1936年2月，又逢一年大选季，由于瓦拉达雷斯的任命难孚众望，萨莫拉不得不接受左右各方要求重新选举的意见。

选战伊始，左右双方便全力备战：左翼决定接受来自第三国际的意见，效仿法国组织一个囊括所有左翼的力量的选举联盟。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西班牙的左翼有样学样，结果却端出来一份名为“人民阵线”的大杂烩。比起法国的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阵线在成分上要难绷得多，社会主义者、西共、共和党、列宁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齐聚一堂，真可谓“群英荟萃”——人民阵线的主张也一如左翼往常的策略一样激进，不但要彻底清算34年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还要反宗教、斗地主、将资产阶级赶出历史舞台。但他们可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打宣传战，而是直接“撸起袖子上街加油干”，砸教堂、劫法场的事件屡见不鲜。萨莫拉和瓦拉达雷斯对此始料未及，戒严姗姗来迟，而后者哪见过这般大阵仗，吓破胆的瓦拉达雷斯只想尽快跳船，免得日后人民阵线上台把自己也当做政治犯扔进大牢。

彼时，一位叫做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年轻将军站出来，呼吁政府尽快收拾眼下这摊眼看就要失控的烂摊子。但萨莫拉和总理却瞻前顾后、行动迟缓，奈何佛朗哥势单力薄，他的意见没能掀起什么风浪。瓦拉达雷斯赶在选举结果揭晓前匆忙跑路，阿萨尼亚顺势带领左翼共和党递补上台，只是此时阿萨尼亚还只能算补缺，左翼是否胜选仍是未知数，但按耐不住的阿萨尼亚自作主张地开始宣扬人民阵线大获全胜的消息。选举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人民阵线到最后甚至还落后右翼联盟1趴的选票，好在经过几年的经营，当下的选举机制有利于左翼力量，因而他们仍能自称大胜。加上之后依靠司法起诉夺来的若干席位，人民阵线拿下了西班牙议会257席中的大部分。

大选胜利意味着革命开始从理想走入现实，甫一上台，人民阵线立即四面出击。经济上加速土改，恢复过去几年被取消的进步政策；政治上加紧构筑对右翼力量和教会的包围网，同时把不称职的总统萨莫拉弹劾下台。随着人民阵线烘托下的革命气氛愈发浓厚，西班牙的局势走向也变得愈发难以预测。阿萨尼亚取代萨莫拉称为新总统，但在新总理的人事上却犯了难。社会党人呼声最高，但阿萨尼亚信不过他们。几年前自己被他们戴上资产阶级高帽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兜兜转转一圈回来，阿萨尼亚还是走上了萨莫拉的老路，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卡塞雷斯·基罗加推上台前。论人生经验，基罗加也不比瓦拉达雷斯高到哪儿去。面对升温的局势，基罗加与其说是疲于应对，倒不如说是对暴力行径放任自流。

选举胜利的表象令社会党人信心膨胀，认为革命的契机正在悄然接近。相对激进的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信奉托洛茨基的观点，期望革命具有某种合法性，因而他们将革命视为一场反打，革命力量就应该要更加肆无忌惮，以激起右翼份子和军队中顽固派的反抗。左翼便将计就计上演了一招引蛇出洞，之后在左翼的设想中相对弱小的反对派就会被人民阵线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一网打尽。在左翼看来，军政府的倒台与君主制的瓦解都恰恰说明右翼力量已经腐朽衰落，形同一座脆弱的纸房子，左翼只需临门一脚便能将右翼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对革命前景的乐观情绪在人民阵线中蔓延开来，但在相对温和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看来，眼下的发展可谓不尽如人意。把左翼以外的所有力量都打成法西斯份子，可能造成意料之外的分裂，对于执政的共和党人来说，或许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尽管声微力薄，左翼同中间派仍有联合的可能。普列托也赞成组建一个更广泛的政府，不论如何只需一点点妥协，西班牙也能免于血腥的结局。

但当阿萨尼亚意识到团结与妥协的必要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在政治力量纷繁复杂的西班牙，任何一个政党都难凭一己之力掌控全局。左翼共和派忽视了西班牙只能在某种联合政府治下，才能保持稳定的现实，其构想中的所谓纯粹的左翼共和国，只是他们宗派主义且一厢情愿的虚无幻想。

左翼固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一点他们猜对了，军事反叛的阴谋的确正在酝酿。但佛朗哥起初并不是反叛活动的主角；相反，直到内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佛朗哥仍在谨慎的权衡。

看起来大多数重要的历史进程都离不开政治谋杀，西班牙内战也是如此。内战的导火索是一场意外的谋杀，1936年7月初，隶属于突击卫兵（共和国设立的武装警察）的几名社会党人为报同伴在几天前被长枪党人谋害的一箭之仇，私自逮捕了保皇派领袖卡尔沃·索特洛，并在押送途中“意外”将其射杀在卡车上。

此事一出，举国哗然，不仅仅因为政治人物令人唏嘘的死相，更因为警察也牵涉其中，甚至还成了主犯之一，如此以来警察部门与人民阵线的威信便荡然无存。但这恰恰符合卡瓦列罗的期待——一个能够激起右翼反抗的导火索，只要右翼作乱，左翼就顺势开展全面罢工并组织起革命民兵起义，将不堪一击的反动份子各个击破。事到如今，甚至连阿萨尼亚自己也暗自怀揣期待，但他们全然错判了局势的进展，索特洛之死的确大大加速了军方的叛乱行动，但叛军的实力远不如社会党判断的那般弱小。

7月15日，列宁主义者运营的周刊《光明》刊载出这样一段话，“他们不喜欢这个政府？那就让我们把它变成左翼专政。他们不喜欢恐慌？那我们就来一个全面内战！”激进左翼的构想简单粗暴，应对右翼政变的策略便是动员起广泛的人民武装，将武器交付给值得信任的无产阶级群众，在革命团体的领导下用人民战争淹没反动势力，并一举将共和政府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大体而言，左翼的判断歪打正着的符合内战伊始的走向，只不过后来军事对抗的结果却与社会党人的预期大相径庭。

7月16日，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开始谋划分发武器，将组织革命武装的想法付诸实践，只有阿萨尼亚和共和党人仍在犹豫。阿萨尼亚对人民阵线中其他力量的忠诚缺乏信心，如果分发武器，如何才能确保新兴的革命武装受政府节制？社会党人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也察觉到西班牙的局势正走向失控，季米特洛夫立即发出一封八百里加急的电报，要求西共与人民阵线保持克制，并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团结，避免内战发生。第三国际之所以如此慎之又慎，是因为西班牙的革命进程之顺利，放眼欧洲堪称绝无仅有。早先的芬兰红军、德国的斯巴达克斯与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都遭遇了惨痛的失败，第三国际不认为革命的萌芽能够在内战的风暴中幸存，为了保住半岛来之不易的革命火种，第三国际始终竭力避免西班牙陷入内战。但西共彼时势力尚且弱小，无力左右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行动，对卡瓦列罗派的肆意妄为无能为力。

话分两头，咱再来看右翼一方。右翼当中当然不乏蠢蠢欲动的极端派，就比如心心念念要实现复辟的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但保皇派在30年代的西班牙已经式微，当何塞·圣胡尔霍在1932年发起叛乱时，只得到了北部山区保皇派寥寥无几的支持，掀起的风浪远逊于同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再者自从CEDA等温和右翼登上历史舞台，保皇派便更难以在西班牙议会中寻得一席之地。起初几年，保皇派倒是和意大利走得很近，但墨索里尼也不相信保皇派能整出什么花活，援助承诺鲜少兑现。

那么军队呢？军队总不能对西班牙的乱局无动于衷吧？但正所谓军人都是为国尽忠而生的，西班牙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恪守中立，甚至在瓦解君主制的斗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变化大致发生在1934年，在此之前，由于里维拉军政府的失败，大多数能左右局势的基层士官都不愿意搭上身家前程，去为与自己并不相干的“政治”搏命，就像解体前夕奉公行事的苏军一样，因为害怕担责与对前景的迷茫而往往拒绝听从命令。这也是为什么军队对共和国初期的动荡局势总是保持沉默，不复19世纪时积极干预政局的形象。

直到军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34年的暴动当中，充当起政府的打手，四处弹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活动，外部极化的政治立场才终于借机传导到军队内部，催生出一批立场保守且敌视左翼的军人集团。加之阿萨尼亚上台后，左翼共和政府也掉转矛头指向军队，力图要把军队逼向右翼，藉此在革命取胜后一举清算军中的保守派。

不过军队还是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冷静。事实上军队内部也在分裂，佛朗哥等温和派将官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不希望内战称为现实；而保守派领袖米利奥·莫拉则蠢蠢欲动，试图发动叛乱击垮左翼政府，名义上要维护左翼治下饱受摧残的共和体制，只是军方与民间联系甚少，莫拉在起初只打算靠少量忠诚的部属起事，从未想过要拉拢卡洛斯派或长枪党人抑或是CEDA。

直到7月，当左翼的行动愈发肆无忌惮时，右翼势力才开始抱团取暖。这时佛朗哥刚刚屡新加那利群岛的指挥官，表面上他仍旧对政治前景怀揣不安；但实际上，佛朗哥比其他将军都更热衷政治。内战前三个月，佛朗哥玩起了一场双面游戏，一面向基罗加证明眼下军队忠诚无比，另一面又私下和莫拉眉来眼去。佛朗哥两头下注，等待着双方为自己出价，但当索特洛死讯传出后，佛朗哥当机立断，决定加入莫拉的行列，并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希望莫拉尽快行动。

7月17日，西属摩洛哥的叛军走漏了风声，基罗加政府随机开始在军中搜捕叛军同党。事实上早在7月10日，基罗加就掌握了军队叛乱的可靠消息，可是政府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未及时采取行动。以往共和政府在对付长枪党或右翼人士时都未见如此慎重，但对待军方，他们认为必须遵守法律准绳。其实这不过是阿萨尼亚的小心思作祟，阿萨尼亚自始至终都信不过社会党等激进左翼，他也担心一旦革命来临，壮大的左翼力量会把自己挤到一边。可要维持共和国的进步，共和党离不开社会党等力量的协助，于是阿萨尼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要实现与革命左翼的合作，又要避免革命发生。

而军队，就是阿萨尼亚特意保留的安全阀，如果有一天革命左翼真的要夺取政权，阿萨尼亚就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来保住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基罗加在处置叛军的问题是行动如此迟缓。但可惜阿萨尼亚的天赋也就只限于打如意算盘了，真当革命来临时，他便发觉情况同自己设想的大不相同，与叛军的合作反而会毁了共和国。戏剧性的是，内战中后期阿萨尼亚恰恰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一个被革命左翼架空的边缘总统。

总之，共和派的犹豫给了叛军宝贵的准备时间，听闻反叛活动真实存在，卡瓦列罗等社会党人反而兴奋起来，在他们眼中，革命时机已经成熟。7月18日，人民阵线各方都开始跃跃欲试，西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都相继派出自己的民兵队伍。叛乱渐呈星火燎原之势，总罢工开始席卷整个西班牙，但临到危急关头基罗加与阿萨尼亚反倒开始担心起失控的风险。对激进左翼要求分发武器的要求一概回绝，言明开放军火库者一律枪毙。

当晚，尽管大多数本土部队仍保持沉默，但南部与西北部的叛军已经闻风而动，叛乱规模究竟会有多大，仍不明朗。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绝不会是小打小闹，基罗加身上的压力每时俱增，直到晚间10点，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回天，基罗加宣布辞职，共和政府已濒临垮台，这场影响深远的内战就这样匆忙的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