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叛军谈判的失败，成为了压倒巴里奥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巴里奥愿以数个内阁职位换取和平，但莫拉认为如果不能将共和国完全置于军队管制之下，和平便无从谈起。

7月20日，意识到一切和平解决叛乱的尝试都已破产的巴里奥在留下内战无可避免的悲观预言后黯然辞职。7月21日，阿萨尼亚转而任命何塞·希拉尔组织了一个更加少数的共和党政府，接手的希拉尔意识到共和党缺乏革命左翼的支持而独木难支，于是一面尝试重组人民阵线收拢权力，另一方面开始向左翼民兵发放武器，试图以武力压服各地叛乱。但希拉尔低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区别于俄国式的中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策划的革命，西班牙的革命运动真正由各地的武装工人组织发起，城市与农业工人运动规模远胜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

然而一旦拥有武器，工人运动的矛盾便从战争转向了革命。尽管有不少缺乏战斗技能的工人参加前线民兵组织，但他们仅仅代表革命团体中的少数，大多数人则忙于接管经济部门，大肆对过去几年右翼治下紧张的劳资矛盾发起报复，让共和区的经济陷入瘫痪。而希拉尔集中权力的尝试也未能奏效，共和政府难以号令工会及各个革命团体，只有加泰罗尼亚的革命者与自治派达成妥协，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领袖路易·孔帕尼斯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与自治政府并驾齐驱。为了争取巴斯克独立派，比斯卡亚被定义为高度自治的州，旧有的天主教会和保守势力几乎未受动摇。而共和派为了争取更广泛的联盟，不得不做出更大退让，却也让共和区在最初几个月内缺乏一个能够号令全局的权威政府。

相比于权利结构分散的共和派，国民派却在日后因莫拉和圣胡尔霍突如其来的坠机事故而让权力集中于佛朗哥一人，使后者在迈向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月18日，佛朗哥抵达摩洛哥，开始指挥非洲驻军向本土推进，但大部分海军舰队仍然忠于共和国，本土舰队的严密封锁令叛军试图以北非驻军迅速取胜的希望破灭，失去外部支援的由莫拉领导的本土叛军一时陷入孤立。直到7月底，叛军只夺取了保守势力较为强大的塞维利亚和加第斯。7月23日，莫拉在布尔戈斯成立了国民防御委员会，以统一指挥各地叛军，佛朗哥、圣胡尔霍等重要保守派将领都加入其中。此时本土仍有半数陆军在共和政府的掌控之下，但陷入混乱的左翼联盟无暇顾及前线战事，多数陆军部队并未能够帮助共和政府扑灭叛乱。

7月底，为了打破僵局，佛朗哥开始积极向德国和意大利寻求支援。一直严密关注着西班牙局势的墨索里尼立即决定支持叛军的斗争，数字价格输送人员的JU52和SM81被送往摩洛哥。随着共和政府一时瘫痪，佛朗哥得以冒险突破共和海军的封锁，将叛军一批批运往本土。

8月初，佛朗哥抵达塞维利亚，争夺马德里的战斗随即打响。在北线，逐渐从混乱中恢复的共和政府包围了特鲁埃尔并向叛军的后方吉普斯夸和科尔多瓦逼近，佛朗哥不得不将用于进攻马德里的叛军调往北线，国民派动员起卡洛斯派与长枪党民兵在纳瓦拉的山区阻挡共和军的攻势。比起被用于二线防御的国民军民兵，共和派民兵往往要在一线同叛军作战，战斗力的悬殊令共和军节节败退，国民军打通了与格拉纳达叛军的联系，从而稳固南线。

9月初，马德里周围的形式再次告急，然而佛朗哥并未急于突破马德里城防，而是步步为营摧毁共和派在城市周围的抵抗阵地，方才令共和政府获得了喘息之机。随着国民军逼近马德里，希拉尔的策略遭到了革命左翼的广泛职责，其重组正规军的尝试也被认为是失败的。8月以来，一直各自为战的人民阵线各方甚至是无政府工团派都认为应该重组左翼政府并立即强化革命武装。9月4日，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左翼联合政府上台，经过一个月的混乱，共和政府终于走上了拨乱反正的道路。但在保卫马德里的问题上，阿萨尼亚与社会党的矛盾全面爆发，随着后者逃往巴伦西亚，大部分共和政府成员都尾随而去，保卫首都的重任就落在了其余革命左翼的肩上。社会党、西共和无政府主义联盟三大革命党派组成了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事实上接替了共和政府的职能，一直以来站在共和派对立面的无政府主义联盟加入内阁，一个规模空前的左翼联盟由此形成。

出于对叛乱风险的担忧，大部分本土陆军都被解散，共和派的武装力量暂时由仅剩的忠诚陆军、民兵与武装警察组成。左翼政府决定重组陆军，由第三国际顾问加紧训练整编，以尽快建立一支革命的新正规军，其名称被定为西班牙人民军。新生的人民军从组织上同样体现了革命化的精神，效仿德国共产党民兵佩戴红星徽章，行赤色战线军礼，并设置红军特有的政委职务。

作为共和政府疏散行动的一部分，近5亿美元的黄金起运苏联，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批准了对共和国提供全面军事援助，代号X行动的秘密运输计划随之启动。10月底，共和派迅速将装备苏联武器的人民军投入马德里的防御战斗。10月29日，驾驶苏制T-26坦克的人民军装甲部队在马德里首次亮相。虽然人民军始终不懂得运用快速坦克配合步兵推进和火炮攻击，但这些苏联坦克给国民军造成了的心理震撼却是巨大的。经过一个月的激烈交战，国民军对马德里的进攻被火力和人数都更占优势的人民军击退。

进入年底，内战双方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新成立的国际纵队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将数万名志愿军送往共和区，佛朗哥则得到了新成立的意大利志愿军团和德国空军的支援。1937年伊始，争夺马德里的战斗进入白热化。2月中旬，国民军开始了新一轮攻势，佛朗哥集结重兵试图沿哈拉马河谷包围马德里，但在开阔地的进攻很快被证明是冒险之举，装备苏制战机的共和空军在哈拉马战役中初始牛刀，给缺乏掩护的国民军造成惨重损失。3月初，国民军决定在意大利志愿军的帮助下做最后一最后一搏，叛军从北部到瓜达哈拉哈向南猛攻，但攻势很快被共和空军和人民军的装甲部队遏制。人民军在瓜达哈拉哈打出了内战以来最漂亮的一仗，意大利志愿军的进攻被彻底击溃，左翼媒体高调宣传这是自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来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取得的首次胜利。

然而战局的时来运转没能令共和派抓准机会发起反攻，后方的政治危机正逐步浮出水面，社会党卡瓦列罗派与西共之间的蜜月相当短暂。共产党人主张按集中制原则将现有的马德里防御委员会扩大为全国性的权力机关，并在各个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社会党卡瓦列罗派和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则拒绝进一步集权，并持在经济领域集体化立场同前者争锋相对。

虽然前者在革命阵营中势单力薄，但第三国际在西班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依靠第三国际训练的民兵武装和各地准军事组织而占有越来越大话语权的西共开始与卡瓦列罗分庭抗礼。社会党主导的卡瓦列罗政府拒绝过多依赖苏联援助，卡瓦列罗与第三国际的路线开始变得泾渭分明。出于对共和派晦暗不明政治前景的担忧，斯大林在1936年底致信卡瓦列罗，说明苏联支持西班牙的革命团体依靠人民阵线的策略，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权力，建立一个带有革命左翼色彩的新型议会制共和国。温和派甚至中小资产阶级仍然是左翼争取的对象，这样的观点贴合不少左翼和温和共和派人的想法，但卡瓦列罗极力反对保留共和制度，强调法国式的人民阵线策略与西班牙的革命现状格格不入。

政治分歧很快上升到共和派领导层，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派以及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壁垒逐渐清晰起来。表面上第三国际一直不遗余力将西班牙内战粉饰成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对苏联来说，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局势的态度至关重要，营造出第三国际支持共和制度的景象不仅能掩护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军事支援，还能让其赢得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情与支持。一旦西方世界意识到内战乃是革命前奏的事实，西欧将有可能倒向国民派，其后果对正在奉行集体安全策略的苏联而言将是灾难性的。于是1937年的共和区呈现出一片反常景象，眼见革命有功亏一篑的风险，西共与第三国际开始竭力避免革命扩大化，而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试图将西班牙引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1937年5月，第三国际与阿萨尼亚和温和的社会党普列托派达成一致，迫使持激进立场的卡瓦列罗政府下台，并选举普列托派的胡安·内格林为总理。但温和的社会党普列托派掌权没能够令左翼的内部斗争偃旗息鼓，内格林很快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派开刀。大清洗开始波及共和区，革命骤然有了滑向雅各宾主义的危险。5月初，无政府主义者同内格林政府的矛盾迅速升级，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旨在抵抗共和国的五月节暴动在军警的联合镇压下失败。6月，统一工人党领袖安德鲁尼恩在共和区被内务人员委员会处决。8月底，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派的大本营阿拉贡也遭到清洗。在几个月之内，内格林几乎完全肃清了共和派高层中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派，仅存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CNT和FAI也转而支持内格林。

政治动荡令共和派错失瓜拉哈拉哈战役之后的反攻良机。3月底，国民军在北线恢复攻势，首当其冲的便是北方的工业重镇巴斯克，佛朗哥瞄准了共和军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为了争取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共和政府给予了巴斯克高度自治的权利，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虽然募集重兵防守，但匮乏的武器和训练令其战斗力远无法与中部地区的人民军相比较。尽管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竭力宣扬这是一场巴斯克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殊死斗争，但这远非事实。多数巴斯克人都倒向了长枪党与卡洛斯派，支持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只占少数。

在秃鹰军团的支援下，佛朗哥在比斯卡亚首次使用了飞机与火炮支援步兵推进的联合战术。国民军迅速打开多数缺口，巴斯克民兵很快溃不成军，不过春季的泥泞和暴雨延缓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而革命阵营却因深陷内部斗争而迟迟无法组织反击。6月5日，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易手，共和派被迫撤出比斯卡亚，巴斯克的失手令共和政府方寸大乱。7月5日，反击姗姗来迟，共和派的计划相当大胆，人民军将从马德里向南进攻，径直切断国民军的退路。虽然人民军初战告捷，但很快暴露出缺乏协同作战经验的问题。配备了苏制武器的人民军在遭遇国民军小股部队的激烈抵抗后便停滞不前，扔下大量苏联坦克装甲车残骸的人民军还是未能突破国民军的防线，佛朗哥得以将北线的部队和德国空军调回，国民军迅速击退了人民军的前锋，夺回了大部分失去的阵地。

布鲁内特攻势的失利令马德里的北部防线再次摇摇欲坠，但佛朗哥还不打算在共和派的战争潜力耗尽前进攻马德里。8月底，人民军试图将国民军主力从巴斯克吸引开来，共和军总参谋长罗霍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人民军将从贝尔契特向萨拉戈萨进攻，从而打垮国民军侧翼。但人民军攻击不利的弱点再次暴露，贝尔契特攻势很快遭到挫败，人民军在丢下数以千计的尸体后被驱逐回原点。10月，国民军彻底消灭了北部共和派的抵抗力量，整个北部地区都落入国民派掌控。

失去北部矿区和工业区令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国民派一方倾斜，虽然在内战初期共和派有着绝对的经济优势，但不受控制的革命很快令共和区的经济陷入混乱。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各有诉求，在被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集体化得到了广泛推行；在共产党力量更强的中部，国有化和带有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新经济政策则占据主流；其他左翼阵营影响较弱的，像是比斯卡亚等地经济秩序比较战前几无变化。尽管左翼在经济问题上执拗不下，但西共的国有化主张还是占了上风，主要工业领域被国有化，厂房和商店被交给工人掌控，市场和个体生产者也得到充分尊重。可是拒绝统一领导的革命工人或农业团体以及形式进度不尽相同的所有制改革却使得共和区的经济秩序在最初的半年陷入灾难，直到内格林时代，权威稍有恢复的共和国才对偏离轨道的集体化政策开刀，但整顿缺乏成效，除了供应苏联武器生产线的冶金业，市场、原材料和信贷等要素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缺位，让共和区经济经历了严重衰退。反观国民区虽然未在内战初期掌握工业区和大城市，却在军政府行之有效的整顿措施配合以对工会组织的强力镇压下实现经济的快速恢复。到1937年中，国民区的经济秩序已得到基本恢复，共和区却被日渐紧张的粮食问题困扰。

随着秋季来临，共和派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动员，以弥补人民军在过去几个月攻势中的损失。内格林与罗霍依然对进攻战略充满信心，人民军将从阿拉贡特鲁埃尔向东的突出部进攻，由于大部分国民军都被牵制在马德里周围，他们判断阿拉贡的防御相当薄弱，一旦成功，这将是共和派首次夺回首府城市。起初人民军凭借兵力优势迅速夺取了特鲁埃尔，佛朗哥的援军则被暴雨阻挡，共和派宣传这是内战爆发以来首次战略胜利，可是内格林和罗霍都低估了佛朗哥收复失地的决心，这种极度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心理让佛朗哥在集体领导时期饱受攻击，却也成为了共和派进攻策略的最大阻碍。佛朗哥在南线乘隙而入的可能性令人民军高层在夺取特鲁埃尔后匆忙撤退。

1月初，佛朗哥抓住机会大举反扑，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内战以来规模前所未有的空袭，国民军很快在阿拉贡附近的薄弱防线撕开缺口长驱直入。4月，国民军直抵地中海沿岸，整个共和区被拦腰截断。这场军事灾难让大多数人意识到共和派大势已去，但接下来6个月发生的事情却令日后的史学家对此莫衷一是。佛朗哥并未对孤立的共和国经济和政治中心加泰罗尼亚发起最后一击，而是选择带领大军艰难对穿越崎岖的海岸公路，向巴伦西亚缓慢推进。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出于期望永西班牙内战转移英法注意力的考量，打算尽可能拖延战局，阻止了佛朗哥向加泰罗尼亚进军，但是佛朗哥坚称这是为了夺取巴伦西亚的柑橘出口，无论如何，共和派再次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1938年春季，国民军在巴伦西亚山区的艰难推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内格林政府随机加紧向苏联求援。但在远东，日本的侵略行动令苏联注意力东移，对西班牙的援助力度相应的减弱。半年以来，共和派的进攻势头首次出现颓势，内格林打出口号“抵抗就是胜利”，为了赢得苏联和西方世界对共和国的信心，共和派高层计划酝酿更大规模的进攻。

7月，人民军在梯地中海沿埃布罗河溯流而上100公里的甘德萨集结，接受了大量苏联援助的加泰罗尼亚均摊整装待发，人民军工兵快速在埃布罗河上修筑了浮桥。7月底，人民军成功泅渡，从国民军防御薄弱地带突破，国民军的抵抗很快瓦解，数千人在向西逃亡中沦为俘虏。尽管人民军推进缓慢，佛朗哥仍不打算冒着任何风险继续进攻巴伦西亚。8月6日，国民军开始在埃布罗河上游反攻，但人民军牢牢守住了河流周围的山地，国民军的进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佛朗哥坚持要借助火力优势一个接一个拔出人民军队山坡阵地，又在阵地前留下数以百计的尸体。没有进步的消磨战术让国民军的士气一蹶不振，这么多月以来人民军的表现第一次在海外媒体中留下佳话，共和派高层通过攻势争取合作价值的计划出现成效。

尽管装备苏制武器，人民军的战损却无法得到任何补充，在漫长的消磨战斗中，人民军逐渐落入下风。11月中旬，国民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完全将人民军逐回河对岸，人民军的景瑞遭遇灭顶之灾，埃布罗河战役的灾难性失败令东北部防线出现漏洞。国民军抓紧机会，全线出击，撕开了加泰罗尼亚防线，巴塞罗那门户洞开。眼见败局已定，阿萨尼亚被迫率共和政府向巴黎转移，令加泰罗尼亚陷入全面混乱，溃败很快演变为大逃亡，无数难民争先恐后的涌向法国边境。

2月10日，国民军占领了整个加泰罗尼亚，共和派的领土缩小到东南部1/4的区域，失败情绪在革命阵营里弥漫。随着共和政府撤离本土，余下马德里等地的共和区陷入瘫痪，残存的共和派对如何继续抵抗一筹莫展，第三国际的顾问鲍里斯斯坦潘诺夫提议组建一个集防御、劳工和安全为一体的民主革命政府，来取代已经流亡的共和政府。但除西共以外的其他革命团体都士气低迷，抵抗的字眼对大部分共和派都缺乏吸引力，军事失败令其他政党有勇气大张旗鼓的抨击西共的错误，人民阵线最终因与西共决裂而走向瓦解。

内格林终于接受了战败的事实，只是在目睹了加泰罗尼亚的混乱后，他仍不愿意宣布投降，他要和国民派争取有条件的和平，至少是令部分共和派高层逃脱战后的报复。为了避免拱手而降，内格林和西共仍设法争取苏联向东南部的海港增运了一批武器。而社会党、左翼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厌战情绪早已达到顶点，他们转而支持中央战区指挥官塞西斯孟多·卡塞多从防御委员会手中夺取权力的计划。不少共和派军官和温和派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有可能绕过共产党与佛朗哥实现有条件的和平。但后者并不买账，政治清算的方针早在内战伊始便已确定。

历史并不荒谬但却是如此讽刺，内战以与其爆发完全相同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卡塞多以反抗西共专权为由发起了对现有共和政府的军事叛变。3月6日，卡塞多领导的叛军进入马德里，与防御委员会指挥的人民军发生交火，尽管仅剩西共主持的防御委员会还能勉力维持局面，但苏联人认为卡塞多起兵之后局势已无以为继，第三国际顾问和内克格旋即逃亡海外。可想而知卡塞多预想中的和平没能到来，残存的人民军对佛朗哥接下来的全面进攻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共和派很快土崩瓦解。

4月1日，随着东南部的抵抗阵地被一个个扫平，历史两年零8个月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了，其留下的伤痕却远未愈合。有15万国民军和共和派士兵死于内战，此外又有15万人死于国民派和共和派的清洗和镇压，数万名平民死于战火，以及战后的物资匮乏，而佛朗哥对共和派的清算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近3万人在此期间遇害。内战令西班牙损失了超过1%的人口，在战后的几年里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监狱里满是战俘和政治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量有偿援助如今反过来成为了佛朗哥最大的累赘。二战的最后几年，西班牙逐渐从轴心国的边缘回到中立，并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开始缓慢的去法西斯进程。

佛朗哥执政期间，流亡的共和政府辗转法国和南美，再未能够重返本土，大多数共和派人士选择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有近万人殒命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欧洲战场。50-60年代，佛朗哥政权开始融入西方世界，让其相对开放的风气涌入西班牙，与其他同时期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大量中产阶级崛起、大众消费文化出现、旅游业蓬勃发展，西班牙的经济增速问鼎欧洲，困扰这个国家100多年的西班牙矛盾如今终于反了过来。

相比于落后与保守的法西斯长枪党政权，西班牙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成熟开放的多，变革只需一个契机。1969年，佛朗哥选择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此前在1947年西班牙就在佛朗哥的精心安排下转变成了君主国，佛朗哥像匈牙利的霍尔蒂一样在一个没有君主的立宪国家当了22年的摄政。1975年11月，佛朗哥辞世。7个月后，胡安·卡洛斯开始在内阁的协助下推动西班牙迈向改革，实现了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裁国家的和平转型。西班牙社会终于平复了内战的创伤，左翼共和党、社会党、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保守派携起手来和平的引入了新的议会民主制。这个崭新的制度既非30年代左翼的政治价值观，也非右翼的保守主张，而是在长久的斗争中被人民阵线所抛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路漫漫而艰辛，时而伴随着阵痛，但1936年被左翼和右翼扼杀的共和国的价值和理念，终于在佛朗哥死后涅磐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