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巴黎,在艾提安的公寓里,用艾提安的钱开了第一家店。(所以说艾提安缩写ATM是有原因的)。
一年后,阿瑟资助我开了第二家店,他在商业上给了我许多指导,教我如何做生意。并把我介绍给画家毕加索,达利,剧作家让•谷克多等众多艺术大师。
因为游走在艾提安和阿瑟身边,我在巴黎社交圈里名声鹊起,众多名媛蜂拥而至,一方面想要认识我,一方面想来购买我亲手制作的帽子。
流言蜚语终究让艾提安退出了我的生活。我还了他的钱,和他礼貌告别。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的知名度,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和阿瑟在利兹酒店附近的芳登广场——一个充斥着顶级珠宝店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精品帽子店,成功吸引了来往贵妇的目光。
在海边,我和阿瑟在沙滩上翻滚。
每当阿瑟问我:“你是否真正爱我?”的时候,我便会悄悄凑过去,告诉他:“当我真正独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只有这样回答,阿瑟才不会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因为虽然我开始做商业的时候有很多不懂,但是我一边摸索一边做发现其实还是蛮顺利的。当然,我也偿还过阿瑟的债务,作为对他的爱的报答。
之后在,1916年,我开设了我自己的服装工厂,雇佣300名员工,最后我变得家喻户晓,逐渐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影响力超过了欧洲达到美洲。
在我33岁时,我实现了财务自由。首先你需要有钱,之后你才能拥有自由。
1918年,我与阿瑟的关系随着他的婚姻而结束,婚后第二年,他出车祸去世。他的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也再次死去了。
巨大的悲痛让我的生活停滞了一段时间,阿瑟的逝世虽然让我备受打击,但它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女性的决心。
音乐与肉偿(第四个男人:斯特拉文斯基)
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有一段历史被我们遗忘了。让我们的时间轴回到1913年,那是我遇见斯特拉文斯基的年代。
在香榭丽舍剧院,我观看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那激烈而原始的音乐震撼了我的灵魂,更激发了我对这位作曲家的好奇心。
我曾经试图接近年轻而桀骜的斯特拉文斯基,但他对我的尝试并不感兴趣。如果直接接触他无果,那么我便转向他的朋友——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编舞家达基列夫,安插眼线伺机而动。
1914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斯特拉文斯基的生活陷入了混乱。一向习惯奢华生活的他,突然陷入了困境。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由奢入俭的痛苦。
看到偶像陷入困境,我意识到这是我的机会。我邀请他们一家暂住在我位于巴黎郊外的别墅里。作为交换,他将以音乐和肉偿的形式偿还。
对于俄罗斯芭蕾的热爱让我不惜一切支持斯特拉文斯基。当他告诉我要使他的交响乐再次演出需要多少钱时,尽管数目高昂,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在支票上填写了30万法郎,并于1920年12月,再次让《春之祭》在巴黎的夜空中响起。
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我点燃了一支烟,斯特拉文斯基裸睡在我的身边,鼾声,烟雾,我脸上的微笑在黑暗中若隐若现,随后又慢慢消散。
由于我的帮助,他逐渐从低迷的生活中恢复过来,直到半年后,他在巴黎找到了工作,并有了新的情人。我拥抱了我的偶像,但当偶像的光环褪去,这个中年男人也失去了他的魅力。
“她是一位用征服男人来证明自己魅力的女人。”我的朋友们如是说。在这个充满烟雾和音乐的时代里,我,可可•香奈儿,以我的放浪不羁,活出了自己的风格和哲学。
SSR顶级男宠(第五个男人:迪米崔大公与第六个男人:恩尼斯·鲍)
在斯特拉文斯基离开后,我的姐妹Marthe Davelli以她那独特的幽默风格评价了我的冒险:“姐妹,你的手段可真有两把刷子,但用这么多钱换取一个有家室的老男人,似乎并不划算。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个俄国年轻大狼狗,人帅条顺器大活好,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她的原话其实更加直接:“我要被他吸干了,你快把他拿走。”
于是,Marthe介绍了她的90后俄国小鲜肉,大狼狗般的男宠给我——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迪米崔大公。
令人惊讶的是,我早在十年前就曾见过他,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但现在,他已完全不同,成为了一个不造作、纯粹的青年,他的唯一关注点似乎只是我的财富。
但我对他的兴趣远不止于他的外貌。他背后的俄罗斯沙皇家族的宫廷技艺和人脉网络,才是我真正看重的。那时,法国首富正是依靠香水生意积累了财富。因此,我对迪米崔说,我想要进入香水行业。果然,他很快便为我介绍了俄国宫廷的顶级调香师——恩尼斯•鲍。
作为一位励志成为难以捉摸、无与伦比、充满女性魅力的传奇设计师,我,可可•香奈儿,遇到了恩尼斯•鲍,这位认为时尚应由调香师定义,而不是被它所牵制的嗅觉大师。我们两位前卫的创新者,一见如故,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当时的大部分香氛由于气味不稳定,淑女们为了维持香味,不得不频繁喷洒,最终在皮肤上形成一种混合了汗液的厚重而不愉快的气味。这让我对那些在舞会上散发着清新香气的交际花们格外欣赏。
因此,我想要创造的这款香水,必须是稳定的,可以定量使用,持久留香,如同一个光环般环绕着女性优雅地舞动。
我想创造世界上最贵的香水。恰巧,恩尼斯在他的脑海中也孕育着这样一幅画面。
恩尼斯•鲍,这位调香大师,曾尝试以“凯瑟琳的花束”来纪念罗曼诺夫王朝。然而,一战的阴影使他的创作失去了光彩。他在北极的经历激发了他对清新、冷峻香气的追求,这正是香奈儿5号香水灵感的源泉。
醛类化合物的使用在香水界仿佛与我一贯的先锋风格有着宿命般的联系。就像我将设计师眼中丑陋粗糙、仅适用于男性内衣的针织布料运用于解放女性身体,成为服装轮廓的现代革新。
尽管醛赋予了我的5号香水传奇般的色彩,但它们并非其核心。格拉斯茉莉、五月玫瑰、伊兰伊兰的强烈香气,使原本纯净明亮的花香翩然起舞。
高浓度的茉莉原本会使液体变成暗深的红色,过于甜腻,失去个性。于是恩尼斯向历史悠久的香料公司夏拉波订购了昂贵的无色茉莉精油,并通过反复试验,确定了一种鸡尾酒式的组合,通过调整各类醛化合物的浓度比例,达到了和谐的平衡。
数字“5”对我而言,是命运的象征。它唤起了我在孤儿院的童年记忆,那里“5”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当我在标号为1至5和20至24的香水样品中选择了第五号时,我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联系,一种强烈的预感。1921年5月5日,这款充满幸运魅力的香水面世,仿佛是命中注定。
这么多年的商业生活让我明白如何营销才能使这款香水暴走。我先只是把这款香水小范围地送给顶级的高定用户,只送不卖。并且要求他们在店内疯狂喷洒五号香水。
就这样,吸引了更多轻奢类型的消费者,产量飙升。
但是恩尼斯•鲍之前是给沙皇皇室制作香水的,和香奈儿合作后,由于需求量暴增,恩尼斯•鲍的实验室已经无法瞒住这样子的产量了。我需要更稳定的供货商。
1924年我和法国巴黎老佛爷百货的老板巴德尔还有时任维德摩尔家族的掌门人皮埃尔•维德摩尔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香奈儿香水公司。我提供配方拿10%的分成,巴德尔营销拿20%分成,皮埃尔制造拿70%的分成。
除此之外呢,迪米崔大公还把俄罗斯宫廷里的刺绣师们介绍给我,我在巴黎雇佣了他们并设立了kitmir工坊。专门为我的品牌生产绝美的刺绣。
他赠送给我的珠宝也是我的创作源泉,其中包括了在以后爆火的叠戴珍珠项链。
在我得到他后面的资源后,他已经没什么可被我利用的了,我给了他一大笔钱,和平分手。但他人确实很好,在我们分手后六年还把我介绍给好莱坞制片厂的朋友,让我的服装出现在当时的顶级女明星身上。
波及皇家(第七个男人:威斯敏斯特公爵)
随着SSR男仆迪米崔的介绍,将我与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相连。他不仅是乔治五世的堂哥,更是一位魅力非凡的社会名流。
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的一个晚上,我与迪米崔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共进晚餐。公爵热情邀请我们参观他的豪华游艇——飞五号。迪米崔对游艇充满好奇,急切地希望我接受这个邀请。
我从他的苏格兰粗花外套中获得灵感,设计出了花呢外套。在他打猎时,我灵感迸发,将针织开衫纳入我的品牌。我的设计中还融入了低调而庄重的英伦风格。
为何我的衣服甚至男士也能穿戴?因为这些灵感源自于男装——我的设计灵感往往来源于男性的着装风格,融入了我对时尚的独到理解。
我们相处十年,我一度以为我们要订婚,公爵夫人的这个头衔我期待了好一阵子。
不过,我之前的情妇经历是英国王室无法接受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不愿意为了我而放弃皇室头衔,而他也急需一个男孩来继承他巨额财富和庞大的家业,已经50岁的我无法为他生下一个孩子。